清嘉慶五年（1800年）屏南縣白溪水尾橋橋約

古田縣湯壽橋橋約（清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

周寧縣何姑橋橋約（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

屏南縣大峭橋橋約（清嘉慶二十一年,，即1816年）

屏南縣大峭橋橋約（清咸豐二年，即1852年）

在生產資料不夠先進的時代,，人們無法使用大型機械等工具架設橋梁,，只能使用人工的力量。修建一座廊橋耗資大,、工期長,，所涉及的工種和人員多樣，為了保障建造能夠順利進行,，造橋的發(fā)起人（一般稱為緣首）,，參與造橋議事、捐贈的居民（一般稱為董事）會與選定的造橋匠幫訂立書面契約,，這份契約在清代通常被稱為“橋約”或者“橋批”,，在民國之后往往直接被稱為“合同”。橋約匯集了廊橋營造的各項工程信息,，如同一本指南書,。

在寧德地區(qū)所發(fā)現的一份清嘉慶五年（1800年）屏南縣白溪水尾橋橋約是已知橋約記錄中最為詳細的，包括了緣首姓名,、匠幫來歷,、橋梁建造尺度、材料準備與運輸細節(jié),、橋梁造價與工資支付方式,、違約條款以及造橋期間需籌備的各項民俗活動等相關信息。

緣首職責不只是“發(fā)起”

橋約的第一部分明確了建橋發(fā)起人和造橋匠幫的身份,，白溪水尾橋的造橋發(fā)起人名為張述圣,，他決定聘請來自“寧邑小坑村”的匠人張茂成等承包這座廊橋的建設工作。

在其他一些橋約中,，還有對于造橋緣由的交代,。例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古田縣湯壽橋橋約就寫明,，此地舊橋在60年前被火焚毀,，導致官府公文來往耽誤，使得該地信息不暢，因此大家商議要共同籌款修建新橋,。

橋約的第二部分明確了橋梁的各種尺度,，包括石橋座的長闊、橋面木料高低等內容,。眾人約定,，橋兩岸的石座要高二丈、闊二丈,，內外要堆搭三重鳳石,，橋座內部要用石頭填充，外部臨水的三面都要用大石塊,。橋約對橋座作出如此詳細的約定,，原因在于橋座石木拱橋的主要著力點相當于橋梁的“地基”，如果選材低劣或者偷工減料,，橋座就很難抵擋水流的沖擊,，更難以支撐橋梁主體所施加的巨大壓力。因此,，為了橋梁長久穩(wěn)固地使用,，橋座的石材選擇和砌筑過程都需要謹慎對待。

在確定了橋座之后,，橋約又規(guī)定了橋梁主體的尺寸：橋屋高九尺六寸，闊一丈八尺,，長度以開間為單位,，白溪水尾橋的長度為十一間，每間需長七尺一寸,。同時,，還規(guī)定橋面上必須有佛龕、遮陽板,、欄桿,、板凳等，以便日后往來行人通行和歇息,。這些條約明確界定了廊橋的體量,，尺寸，大,、小木作,，瓦泥作及其附屬設施。

橋約的第三部分詳細羅列了建造過程中所需要的材料及準備工作,。按照規(guī)定,，橋上所使用的木料都要由緣首負責選定、支付費用，并搬運至造橋地點,。但是,，對于一些關鍵性的木料，例如撐桿,、柱料等,，造橋的匠師需要與緣首一同上山取材，度量尺寸,，如果遇到尺寸過大的木料,，也需要工匠負責鋸木等工作。

除了木料之外,，廊橋的建造還會用到諸如鐵箍鐵釘,、竹篾等配件。按照約定,，這些物件需要緣首自行準備,，并運輸到造橋現場。

合約中的“保舉人”

橋約的第四部分則對匠幫的工資給付以及日常生活管理作出了約定,。工匠們的工資總共為二百一十五兩白銀,，這份工資中包含了工匠們造橋期間的伙食花銷、逢年節(jié)收到的獎金等,。

目前已知的造橋工資支付大致有兩種方式,，一是造橋期間按天數和人頭支付對應工資，二是建造期內只支付工匠每日所需伙食費用,，其余工資以及往來路費都得等到橋梁完工之后再支付,。無論何種支付方式，這些條約訂立都意在防止虛支工錢,、拖延工期等情況的發(fā)生,。

在這份橋約中，還對銀錢的使用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慮,，比如寫道：“所食之米谷每月照憑鄉(xiāng)價,。”這樣的規(guī)定是為了防止緣首高報柴米價格，因此少付工匠工資,。同時,，橋約還規(guī)定，當緣首將工資付給匠幫之后,，匠幫要用銀錢兌換其他錢鈔所造成的匯率損失,，將由匠幫自己承擔，有效地規(guī)避了后續(xù)可能產生的金錢糾紛,。

橋約的第五部分是對于雙方出現違約情況的處理方法,。條約規(guī)定,，若是緣首方放棄造橋，或者另外聘請工匠,，則需要支付給原約定的匠幫“三十千文”,。而如果匠幫簽約后反悔，則由匠幫的保舉人陳逢舉繳付“三十千文”的罰金,。合約中出現的“保舉人”,，也是白溪水尾橋橋約的獨特之處。一般的橋約由緣首方和匠幫直接簽訂,，而這份合約中卻出現了中間方,，在橋約的開頭亦有提及造橋經費是由“三方面議”而成的。

出現中間人的原因,，推測是緣首方對造橋的匠幫不夠熟悉,，存在種種疑慮；或者緣首方本來就是通過保舉人的推薦才選定匠幫,，因此保舉人便承擔起中介和替匠幫擔保信譽的責任,。

“好命人”踏橋開走

橋約的第六部分約定了造橋過程中需要舉行的各類民俗儀式。

在我國古代的各種營建活動中,，往往少不了各種民間信仰與民俗活動的身影,。在河北趙州橋橋下河床中發(fā)現了一根八角石柱，上面刻有唐代劉超然所作的《新修石橋記》,，文中寫道：“隋人建石橋,，凡二百八十祀。”由于技術和周遭環(huán)境存在不確定性,，營造工程有時會發(fā)生一些意外,，缺乏唯物認知和科學常識的古人往往將營建失敗的原因歸咎于鬼神之力。因此,，營造活動一旦開始，古人就會通過各種類型的信仰活動寄托對工事順利的祈愿,。

在橋約中出現的民俗活動主要有祭河,、豎柱、上梁,、完橋以及月福等,。祭河指的是對于河流及諸神的祭祀，一般需要宰殺牲畜,，并用畜血染紅河水,，以祈求造橋順利。豎柱特指橋上廊屋起梁架時的一系列活動,，包括念唱起樁詩等,。在《中國木拱橋傳統技藝營造》一書中收錄了一些流傳于寧德等地的起樁詩：“天星吉耀下其方,，三個大帝到中央。玉皇鑾駕親身降,，紫薇鑾駕鎮(zhèn)壇場,。太陽太陰來主照，兇神惡煞上天堂,。榮華富貴從此出,，堆金積玉滿金箱。日出東方照萬方,，千年風水萬代昌,。”

上梁是造橋過程中最受重視的民俗活動之一。與一般房屋的上梁儀式不同,，廊橋的上梁儀式通常有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橋梁支撐結構的三節(jié)苗上平梁的儀式，第二次是橋屋上喜梁的儀式,。之所以舉行兩次上梁儀式,，與廊橋的營建結構有密切的關系。

福建傳統的廊橋橋身一般使用編木結構,，兩組支撐橋梁的木結構以類似編織的方式交叉搭建,。與編織物種的“經緯”關系類似，廊橋編木結構也分為不同的“系統”,，業(yè)內一般稱之為“苗”,。三根木料通過榫卯或螺栓相互連接的系統被稱為“三節(jié)苗”。依此類推,，四根木料連接和五根木料連接的系統被分別稱為“四節(jié)苗”和“五節(jié)苗”,。

在搭建支撐結構時，三節(jié)苗被視為第一系統,，只有當三節(jié)苗搭建成功并穩(wěn)定結構后,，才能繼續(xù)穿插編織四節(jié)苗或五節(jié)苗。這些木料相互承托,、擠壓咬合,，從而形成支撐整座橋梁的拱架。因此,，三節(jié)苗的搭建顯得非常重要,，工匠們也就對三節(jié)苗上平梁的安裝格外重視，要特意舉辦祭祀儀式,，以祈求橋梁結構穩(wěn)固,，后續(xù)施工順利。

兩次上梁儀式均有隆重的祭祀活動,，除了準備各種食物,、香燭之外,，工匠們所用的曲尺、墨斗等也要上供祭祀,。儀式通常由主墨（施工負責人）木匠主持,，在儀式中主墨需要念唱各種吉祥詩文，參加儀式的眾人都大聲應和“好啊”以祈吉祥,。當喜梁入槽后,，梁上還要披掛紅布，放置丈篙,。最后,，要進行拋梁儀式，工匠將原本掛在梁木上的七寶福袋中的各種糖果,、花生自橋上拋下,，眾人在橋下接納拾取，意為納吉,。

廊橋的施工周期往往長達數月,，在此期間，橋頭位置往往會設立神龕,，工匠們每日出工前都要點香祭拜,，祈求造橋順利、人員平安,。每逢初一十五,，還要舉行較之日常更隆重的祭祀活動，這每月兩次的祭祀活動就被稱為“月福”,。如果造橋期間碰到本地福主,、土地等神祇生日，還要追加祭祀活動,。

在橋梁建好之后,，便要舉行完橋儀式，俗稱“踏橋開走”,?；顒娱_始前，一般由緣首選擇當地三代同堂,、家庭美滿的兩位男性“好命人”開走，一邊走還要一邊念誦各種吉祥話語,。開走之后,，緣首和董事們要舉辦筵席，宴請工匠和鄉(xiāng)親,，以慶祝橋梁落成,。在席間,，緣首還要與匠幫結清工資，表示對匠幫工作的肯定,。

橋梁建設過程中的民俗活動還包括建橋之前的擇日選址,、伐梁時的祭山儀式等。這些儀式可以由緣首操辦,，也可以由匠幫組織,。例如，白溪水尾橋橋約規(guī)定：“起橋座,、平梁,、豎柱，緣首備請一餐,。”雙鳳橋和昌梓橋（均在政和縣楊源村）的橋約則規(guī)定：“每月初一十五兩日有福儀,，木匠自辦。”

在羅列完所有條款之后,，雙方約定：“以上所約鈔文及各款條規(guī),，兩家俱要踐言遵守，毋得異言,。嗣后不惟大關鍵者,，匠師不得叛約多取，即飲食細微物件不得違約多取,。自約之后惟愿橋梁鼎新棟宇,，師匠四海揚名，兩家和氣致祥,。”

橋約的最后還附有清嘉慶六年（1801年）正月十二日發(fā)生的一次增加款項記錄以及緣首,、董事、保人等人的簽字畫押,。文中并未寫明增加款項的具體事由,，推測可能與建造尺度改變或物價上漲等因素相關。

契約化管理模式

我國現存的古代木拱橋僅留存百余座,，存世的橋約更是鳳毛麟角,。橋約的發(fā)現，填補了我國建造木拱橋歷史的一項空白,，為研究木拱橋的建造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史料,，同時也為地方社會經濟、民俗文化,、人文歷史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筆者現共收集橋約34張，目前所發(fā)現的橋約格式和組成部分大致相同,，除明確工程指標之外,，主要包括確認責任人員,、造價與兌付、違約條款等方面的內容——

從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古田縣湯壽橋橋約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項目資金籌集人以及承擔營造的地方工匠姓名及其分工,，“立合同議約古田縣董事蔣鳴珂、丁登鴻,、丁梅,、張審之、丁棠等……選請寧德縣秀坑地方木匠張成君前來重建湯壽橋,，釘,、纜篾、蓋瓦在外,，其木料系董事討（雇）工搬運到廠,，鋸板亦董事雇請鋸工赴用”。橋約將運輸,、割卸等小工的分工進行了明確,，由緣首負責，這一做法在民間營造活動中比較常見,，也是為了動員鄉(xiāng)親共同參與,，群策群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屏南縣大峭橋橋約有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和咸豐二年（1852年）兩份。據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版《屏南縣志》載：“大峭橋,，在嚴家洋水尾,。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武舉張朝升倡建,。有亭,。通政和界。”嘉慶年橋約規(guī)定下自基始,，上及橋厝,，蓋瓦、粘灰并搬柴（指橋木頭）,、神福,、花紅、工食,、雜用等項統包在內,，共約錢“二百五十千文”。咸豐年橋約則規(guī)定總共工資錢“二百三十千文，“惟祭河,、豎柱、上梁,、完橋四次福禮酒席并竹篾,、打鐵系高（指緣首張朝高）等自辦”。

對照兩份時間跨越30多年的橋約,，從措辭來看,，咸豐二年的橋約有參照嘉慶二十一年的橋約，但橋匠工錢少了“二十千文”,；而原來的橋10扇,，咸豐二年曾建至14扇。工程量增加,，造價反而減少,，這與當時物資成本降低、營造技術提高有密切關系,。簽約一個月后補充條款,，工錢又增加“八千文”，是因為當年洪水水位升高而抬高了石砌基座七尺,，才產生額外花銷,。

民國十八年（1929年）周寧縣何姑橋橋約規(guī)定：“橋匠等須要留心締造堅固，不敢減省工夫,、懈怠粗忽并中途退縮,、補貼等情。其工資火（伙）食照工程給發(fā),，亦不敢格外多索,，違約愿罰大洋一百元（圓）。其余俟是橋完成之日交清,，董事也不敢欠少,。”從罰金的經濟層面進行約束。也有的從風評輿論方面進行道德約束,，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屏南縣雙龍橋橋約規(guī)定：“倘有懶惰,、減簡工夫，不特工錢無追而且為人口實,。”

來源：福建日報

編輯：陳娥

審核：藍青 周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