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瑛大師認為,，“佛教不獨是出世間法,，也是世間法”。他把逃避現(xiàn)實的獨善其身思想,，還原到了弘法利生,、救苦救難、普度眾生上,，啟示世人要積極行動解除苦難,。1929年，圓瑛大師在福州作《國民應盡天職》的講演,，后發(fā)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上,。他說：“天職者，天然之職任也,。國民生在宇宙之間,，國家領土之內，則愛國一事,，就是人之天職,，無有一人，不負這種責任,。古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囟ㄓ袗蹏?，方才可算得有國民資格,；若無愛國心，則失國民資格,。圓瑛雖居僧界,，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國民一分子,，所以當具愛國之心腸,，時切愛民之觀念?！?/p>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圓瑛大師以中國佛教會會長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抗議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在圓瑛大師的倡導下，全國各地寺廟紛紛建立護國道場,、誦經祈愿,，號召民眾反對侵略。他還致信日本佛教界,，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全國信奉佛教，對國際間應施行慈悲平等主義,，造東亞之和平,，進一步而造世界之和平”，呼吁日本佛教徒和中國人民一起共同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日本佛教界產生了很大反響,。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圓瑛大師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投身抗日護國運動,；同時，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qū)救護團,，并親自擔任團長,，在上海、廣州,、南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組織青年僧侶,，募資相繼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漢口第二僧侶救護隊,、寧波第三僧侶救護隊等,，奔赴抗日前線救死扶傷,。

他提出，佛教弟子應該行救苦救難之事,，“不能一任強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罪者橫遭殺戮”,，亦不能“眼看無數(shù)生靈在敵機瘋狂轟炸下殞命”,。他要求參加救護隊的每一位僧侶，都要發(fā)揮佛教“大慈悲”“大無我”“大無畏”的救世精神,，不怕苦,、不畏死，無所畏懼地投入救護事業(yè)中去,。

抗戰(zhàn)期間,，僧侶救護隊深入各大戰(zhàn)場，英勇穿梭在槍林彈雨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僅“八一三”滬戰(zhàn)期間,，僧侶救護隊就搶救傷兵和難民8000多人,、掩埋遺體1萬多具。這支特殊的救護隊用汗水和鮮血寫就了佛教的大愛大慈精神,，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作出巨大貢獻,，被中外報刊媒體稱為“英雄僧侶”。圓瑛大師還牽頭在寺廟設立難民收容所,、佛教醫(yī)院等機構,，積極收容難民、救護傷兵,、掩埋陣亡的中國士兵和難民遺體并組織法會,。

為抗日募集善款，圓瑛大師兩下南洋,。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短短幾個月內,，出現(xiàn)了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和無家可歸的孤兒，各地救護所更是面臨經費不足,、醫(yī)藥和醫(yī)療器械緊缺的巨大困難,。圓瑛大師決定到愛國華僑眾多的南洋各國籌募資金,，于1937年11月率徒明旸法師往南洋展開了他的第七次東南亞之行,。他承南洋雪蘭莪千佛寺明妙和尚等人之請，啟建主持祈禱世界和平息災法會,，并在新加坡天福宮,、各商會講經弘法,，作抗日救國宣傳。他號召海內外炎黃子孫共赴國難,，發(fā)動僑胞踴躍捐款,，并組織建立“中華佛教救護團新加坡募捐委員會”。在馬來西亞巴生坡華僑籌賑會,、觀音亭,，馬來西亞檳榔嶼福州會館，檳城普陀巖等多處講經,、宣傳救國賑災,，呼吁僑親關注支持祖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并由愛國華僑協(xié)助組織“籌賑會”,，得到海外同胞的熱烈響應,。

1938年9月，在視察各收容所與佛教醫(yī)院后,，得知經費困難,，圓瑛大師與徒弟明旸法師再次下南洋籌款，展開第八次東南亞之行,。他一方面向各地僑胞反饋國內抗日情況,，一方面到新加坡天公壇、棉蘭蘇島佛學社,、棉蘭觀音亭以及菲律賓馬尼拉傳授皈依,，演講佛學,，并為抗日救國籌募資金,。在僑領陳嘉庚先生等人的合力推動下，倡導“一元錢救國難運動”,，在南洋各地民眾中廣泛募集資金,。

圓瑛大師兩度前往南洋,，向東南亞華僑籌募資金,，共歷時18個月，籌得善款百余萬元,，為抗日救國運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兩次東南亞之行，均是冒著生命危險,、遠渡重洋,，為抗日救國募款而奔走，他的愛國情懷和人格魅力，在華僑中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

由于積極組織抗日救國，圓瑛大師激怒了日本人,。1939年10月,，他和弟子明旸法師在圓明講堂被日本憲兵逮捕，押往南京,。日寇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圓瑛大師都不為所動,。日寇惱羞成怒，對師徒倆施以酷刑,，圓瑛大師曾幾度昏厥,，醒來后痛斥侵略者的暴行，并打坐誦經,，絕食抗議,，保持了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jié)。一個多月后,，日本憲兵懾于圓瑛大師在中國,、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地區(qū)佛教界的崇高威望,，無奈之下,，只得將其釋放。

1942年6月,，圓瑛大師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發(fā)表《和平與慈悲》演講,。他說，“佛教流行,，其隱顯盛衰之跡,，必視國體為轉移”，“愛教,，即所以愛國也”,。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圓瑛大師賦《慶賀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詩致慶,。圓瑛大師的崇高修為、家國情懷在海內外廣為傳頌,。

圓瑛大師歷經清末、民國,，走過了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民主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等動蕩歲月,，直至新中國成立，始終以普度眾生為己任,，出家不忘報國,、出世亦為濟世。作為佛門龍象,，圓瑛大師被譽為“九主佛門,，十剎住持”。

愛國愛教始終是中國佛教的主旋律,。圓瑛大師將愛國的天職貫徹到自己的一切行動之中,，以高尚言行兼善天下。新中國成立前夕,，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與弟子紛紛致函圓瑛大師，請他到南洋安度余生,。圓瑛大師看到了中國的曙光和希望,，以民族大義為重婉言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絕不離開祖國而他往,?！彪S后全身心投入新中國各項工作中去。圓瑛大師的堅定言行,，對當時的各地佛教信眾來說,，無疑是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上海解放后,，圓瑛大師教導弟子：“佛教徒應適應時代需要,，與時代并進?！彼麕ьI弟子50余人參加上海佛教座談會,，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加強佛教愛國組織建設,，領導佛教徒從事生產,。

新中國成立后，圓瑛大師更是將全部精力投入愛國愛教活動中去,。黨和政府敬重圓瑛大師崇高的愛國愛教精神，1952年禮請大師到中南海參加宗教座談會,。會上圓瑛大師作了《我們獲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的發(fā)言,，提出“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國家里,，才可以獲得”,，表示衷心擁護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年,，他參加北京廣濟寺的佛教界人士座談會時,，作《愛教必須愛國》的講話，指出“新中國是人民政權,，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應該做，這樣才能和全體人民打成一片”,，號召佛教徒積極參加愛國主義運動,。其后，他應邀出席國慶三周年國宴招待會,，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場為賓客敬酒時,，全體起立，工作人員給行動不便的圓瑛大師端來靠背椅讓他坐著,，獲此特別照顧的僅兩位外國貴賓和圓瑛大師3人,。宴會還專為大師準備了素菜，可見黨和政府對大師的尊崇,。

1953年,，立足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新起點，圓瑛大師與虛云大師,、喜饒嘉措大師,、趙樸初居士等人發(fā)起成立了中國佛教協(xié)會，圓瑛大師眾望所歸地被推選為首任會長,。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成立,，實現(xiàn)了中國佛教三大語系、四方弟子空前的大團結，標志著中國佛教進入信眾超越宗派,、界限的大聯(lián)合,、大團結，與社會主義協(xié)調發(fā)展的新的歷史時期,。圓瑛大師以“和為貴”的思想,、“大包容”的佛教精神，破除門戶之見,，團結了中國佛教界各宗各派,。

致力于宣揚人類和平共處的理念，是圓瑛大師一生奉行的信念,。他通過關心社會,、關注民生，表達一腔熱切的和平情懷,。

他在《佛儒教理同歸一流》一文中指出：“世界之人,，各各能把‘我’字看得輕，自然能為社會國家服務,；能把這個我見打得破,，自然能致社會國家于和平?！彼鲈L南洋時,，于新加坡工商學校發(fā)表《佛法之精神》演講，指出：“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系。凡抱愛群愛國思想家,，皆當極力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于無形,，化戰(zhàn)器為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1907年至1948年期間,，圓瑛大師“九渡南洋、十訪海國”,，足跡遍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度、斯里蘭卡,、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qū)，為促進中國與海外特別是東南亞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07年7月,，圓瑛大師開啟首次南洋之行，自寧波乘搭輪船遠涉重洋,，途經菲律賓,、新加坡、檳榔嶼,、緬甸仰光，終至印度,，恭請舍利,、玉佛回國供養(yǎng)。

1914年11月,，圓瑛大師第二次南洋之行歷時近兩年,，先后在新加坡、檳榔嶼,、泰國,、斯里蘭卡、印度,、緬甸弘法講經,，后迎請舍利、玉佛,、貝葉經,，經緬甸回國安奉于寧波永寧寺,。

第三次南洋之行，自1922年10月至1924年3月,，先赴仰光朝禮大金塔,；途經新加坡受轉道和尚與普覺精舍主人鄭雨生居士之邀，在專場組織的普覺講經會上講《大乘起信論》,；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宣講《阿彌陀經》,，示人以修凈土法門；至檳城謝氏宗祠講經,，與謝自友倡議成立檳城佛教研究所,；撰寫《佛學問答》。此外,，還應中國臺灣基隆靈泉寺善慧和尚邀請前往演講,，并到臺中慎齋堂、臺南開元寺講經,；到新竹州金剛寺等處弘揚佛法,。

第四次南洋之行，自1926年4月至1926年12月,，為籌募創(chuàng)立開元慈兒院基金,，并在馬六甲成立基金董事會，將籌募所得之款存為本金,，得之利息,，分期匯交慈兒院，冀垂永久,。此行一路都在為募化慈兒院基金奔波講演,，并在鶴山極樂寺獲佛舍利四顆，奉請回國,。

1929年9月,，圓瑛大師開啟第五次南洋之行，并出席在朝鮮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在會上發(fā)表演說,，受到與會代表的高度贊揚。

1931年2月,，圓瑛大師的第六次南洋之行,，系專程赴新加坡工商學校做《佛法之精神》的演講。

第七,、第八次南洋之行,，分別為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均是為抗日救國運動募集善款而奔忙,。

第九次南洋之行,，自1948年1月至1948年6月,，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偕明旸法師再赴南洋弘法,，途經香港時,，受到隆重歡迎，并在東蓮覺苑講授《楞嚴大綱》三天,，聽眾云集,，法喜充滿。此行先后到吉打坡蓮德堂,，星洲僧伽策進社,，新加坡中華佛教會，吉隆坡大茨山威鎮(zhèn)宮,，檳榔嶼極樂寺,，檳城寶譽堂、?？蛨@觀音閣,、華嚴寺，吉隆坡觀音亭,，檳城妙香林連生道場,、洪福寺、極樂寺等地演講開示,，受到廣大信徒的熱烈歡迎,。此時圓瑛大師已是古稀高齡，檳城極樂寺為大師特開千佛壽戒,。臺北佛學院院長慈航法師,，馬來西亞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新加坡宏船法師,、廣洽法師,、達明法師等各方大德高僧，專程趕來會同極樂寺首座云海法師,、戒期大師為圓瑛大師賀壽,。這次活動規(guī)模宏大,，法幡高懸,。回國前夕,，圓瑛大師又在吉隆坡惠元亭和檳城菩提學院講經開示,。

1952年，我國政府在北京召開“亞太和平會議”,。圓瑛大師致電表示堅決擁護和平會議,，并決定啟建祝愿世界和平水陸道場講經法匯,。9月8日，他被選為中國代表團的佛教代表參會,，在會上與各國佛教徒代表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制止侵略,，保衛(wèi)和平，是當前每一個人的迫切任務,，也是我們佛教徒的迫切任務,。”號召各國佛教徒為實現(xiàn)亞太和平會議的決議作出一切努力,。他提出：“我國佛教徒既為佛子,，當作佛事。什么是佛事,？偉大的和平運動,，真是佛事！”這是中國佛教徒第一次參加國際和平會議,，為保衛(wèi)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同年12月15日，圓瑛大師為即將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發(fā)表了題為《全世界佛教徒行動起來,，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章，提出佛教的教義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號召世界佛教參加國際主義和平運動,。

1953年元旦，圓瑛大師發(fā)表了《中國佛教徒熱烈擁護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同年3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佛教徒的責任》一文，痛斥美國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破壞世界和平的罪行,，強調“正義一定戰(zhàn)勝強暴，慈悲一定戰(zhàn)勝仇恨,，和平一定戰(zhàn)勝侵略”,！

圓瑛大師為中國佛教走出國門，參與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努力,。1953年秋,，圓瑛大師因積勞成疾，健康情況惡化,，決意歸老于寧波天童寺,。他在遺囑中寫明：“愿我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yè),。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眾善之首?！薄盀榉槿俗C菩提,，愛國愛教愛和平”，這既是他畢生的宏愿,，也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

圓瑛大師親力親為，為維護世界和平振臂吶喊,，特別是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講經弘法,，把漢傳佛教文化推向海外，拓展了南北傳佛教文化交流,，深深激勵并影響了當時乃至后來的佛教界積極開展海外弘法,，為擴大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影響作出積極的貢獻。而他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不畏艱難,、遠涉重洋傳播佛法的精神,，他所傳揚的同愿同行、交流互鑒,、文明促進的精神,，也正是我們貫徹“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

圓瑛大師以“楞嚴經”的學術研究,，喚醒人心的自覺自律精神,。他堅持“從知不為名和利，欲學如來救世方”的宗旨,，苦心修持佛法,。他禪凈雙修，融匯各家,，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其佛經講義及所著詩文集被合編為《圓瑛法匯》,。圓瑛大師認為佛教的真精神,，不能只專于說教講經，而應該積極參與一切社會正?；顒?，廣做利益眾生的事業(yè),。

1927年,，年屆半百的圓瑛大師作《五十口占》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身,，頭顱半白未超塵。

參禪只為離生死,，說法何曾有苦辛,。

欲燦心燈明暗室，誰將寶筏度迷津,？

楞嚴了義圓通旨,，寂照雙融自有人。

圓瑛大師以“楞嚴經”為統(tǒng)領,，融會諸宗,，一生不斷地宣講《楞嚴經》，從事中國佛教界的人才培養(yǎng),，為僧眾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

圓瑛大師一貫主張僧伽要振興佛法，教化眾生,，首先應該接受良好的正規(guī)教育和訓練,。早在1909年在寧波接待講寺?lián)巫〕謺r，就創(chuàng)辦了佛教講習所,；后在福州法海寺創(chuàng)辦法界學院,，在南洋檳榔嶼創(chuàng)辦檳城佛教研究會，在上海創(chuàng)辦圓明講壇,，設立楞嚴專宗學院和上海圓明佛學院,。40多年間培養(yǎng)出許多人才，至今海內外的大德高僧許多都畢業(yè)于這些學院,，其中趙樸初（全國政協(xié)原副主席,、中國佛教協(xié)會原會長）、明旸法師（中國佛教協(xié)會原副會長）,、覺光法師（香港佛教聯(lián)合會會長）,、白圣法師（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臺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等都是圓瑛大師的高足,。

圓瑛大師一生演教布道,，法席遍及海內外，人稱“傳經十省,、布道十國”,，講經演教次數(shù)之多、地域之廣,、影響之深,，在佛教界罕有伯仲。總結“圓瑛文化”的歷史蘊涵,，必定能夠激勵中國佛教界走“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康莊大道,，貫徹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鞏固和發(fā)展最廣泛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完善大統(tǒng)戰(zhàn)工作格局,，堅持大團結大聯(lián)合,，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一起來想、一起來干”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