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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消息 4月30日晚,，97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大陸65人，臺灣32人）被公安機關(guān)從馬來西亞押解回國,，涉及國內(nèi)20余省區(qū)市的100余起特大跨境電信詐騙案成功告破,。

案件引起各方高度關(guān)注,。專家及專案組民警指出,，馬來西亞將臺灣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國大陸依法處理，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更有利于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合法權(quán)益和實現(xiàn)司法公正。此前被遣返中國大陸的臺灣嫌犯也承認,，臺灣方面司法打擊不力是導(dǎo)致電信詐騙猖獗的重要原因,，“早知道會在大陸判刑，我肯定不敢再做了,。”

專 家

馬來西亞將臺灣嫌犯遣返中國大陸合理合法

“長期以來,，屬地管轄權(quán)在國際上都是為各國所確認的。換句話說,，只要犯罪結(jié)果發(fā)生在一國領(lǐng)土之內(nèi),，該國就是享有屬地管轄權(quán)的。”中國政法大學(xué)國際法學(xué)院副院長李居遷認為,，“就本案而言,，罪犯無論身處何處，因其詐騙行為結(jié)果發(fā)生在中國大陸,，所以中國大陸是享有屬地管轄權(quán)的,。因此，馬來西亞把犯罪嫌疑人遣返回中國大陸,，這符合國際法也符合中國法律,，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教授馬呈元介紹,，自2011年起,，我國執(zhí)法部門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執(zhí)法部門都進行過打擊電信詐騙犯罪方面的合作,。“我國與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guān)系，有引渡條約,，與有些國家還建立了刑事司法方面的條約,，所以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大陸籍還是臺灣籍，我國執(zhí)法部門都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據(jù)點所在國進行合作,。”

“以往大陸的做法是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抓獲后遣返至臺灣,，這符合《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xié)議》，但這只是一種內(nèi)部分工,。”馬呈元說,，根據(jù)大陸刑法規(guī)定，以國外為據(jù)點針對我國法人和公民實施的電信詐騙犯罪,，因其犯罪結(jié)果在大陸,，大陸當(dāng)然有屬地管轄權(quán),。

中國政法大學(xué)訴訟法學(xué)研究院教授樊崇義介紹，臺灣對于電信詐騙沒有單獨立法,，而是以普通的欺詐罪來審判,，最高刑期是5年,；如果在大陸,，詐騙罪最高為無期徒刑。電信詐騙犯罪活動愈演愈烈,，大陸法人和公民利益受到嚴(yán)重侵害,，而以往被遣返回臺灣的犯罪嫌疑人，并未得到嚴(yán)厲懲治,，被輕判甚至無罪釋放,，許多人又重操舊業(yè)。

“因此,，2016年以來,，大陸執(zhí)法部門將臺灣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來，并按照大陸法律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從保護被害人角度出發(fā),，在現(xiàn)有法律框架下對這類問題加大合作力度，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兩岸民眾合法權(quán)益,。”馬呈元說,。

法學(xué)專家陳驚天認為，馬來西亞的做法符合國際法精神,，有利于對這類犯罪進行打擊,，符合各方訴求，“這完全是為了打擊犯罪的需要,，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正常舉措,，完全沒有必要懷揣著政治目的將其政治化。”

專案組

將嫌犯全部押解回大陸更利于案件偵辦

專案組民警,、公安部刑偵局副處長張軍向記者介紹,，97名犯罪嫌疑人目前羈押在廣東省珠海市看守所。為便于偵辦,，確保偵查工作連續(xù)性,，公安部已會同廣東省公安廳成立專案組，偵查調(diào)查工作已全面鋪開,，待查清全部犯罪事實后,，在大陸依法起訴審判。

張軍進一步表示,，將97人全部押解回大陸處理,，更有利于案件偵辦工作,，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有利于徹底查明案情,。

“電信詐騙犯罪都是集團犯罪,。他們自稱‘公司’，組織嚴(yán)密,、分工明確,。其中，‘一線’人員冒充郵局,、快遞公司,、電信公司等；‘二線’人員冒充警察,；‘三線’人員冒充檢察官或者金融部門的人,；另外，還有專門負責(zé)招募詐騙人員,、技術(shù)維護,、獲取受害人個人信息的。”張軍說,，如果對一個犯罪集團分開處理,，就很難查清該犯罪集團的組織架構(gòu)情況和作案情況。以往,，大陸押回的犯罪嫌疑人都承認實施詐騙犯罪,，但因同伙被從第三地遣返回臺灣，具體騙了誰,、騙了多少錢,、騙來的錢最終流到哪里難以查清。

二是有利于調(diào)查取證,。

張軍說,，受害人全部在大陸接聽詐騙電話，犯罪嫌疑人轉(zhuǎn)賬取款使用的全部是大陸銀行卡,。因此,，無論是從被害人電話入手查明境外犯罪窩點，鎖定該犯罪集團,，還是從銀行賬號入手,，查明贓款流向，主要調(diào)查取證工作都需要在大陸完成,。而提取到的電子證據(jù)和銀行交易方面的證據(jù),，又都需要與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陳述相互印證,。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回大陸處理,，更有利于對犯罪證據(jù)進行固定完善,，形成證據(jù)鏈。

三是有利于提高犯罪成本,。

“以往,，我們從境外押解回大陸的只有大陸嫌疑人，由于大陸嫌疑人在犯罪集團中層級較低,，接觸不到幕后組織者,，使真正的主犯長期逍遙法外。臺灣法律對電信詐騙犯罪刑罰較輕,，使得犯罪成本低,、收益大，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說。

張軍舉了一個例子,。“2012年,，我去印尼抓過一批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當(dāng)時大陸和臺灣嫌犯由兩岸警方各自帶回處理,。3個月后,，我去柬埔寨偵辦電信詐騙案件，抓獲嫌疑人后,，其中一個人盯著我看,，問長官你是不是去過印尼，上次在印尼也是你抓的我,。也就是說,，短短3個月時間，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臺灣后,，又跑到柬埔寨繼續(xù)實施電信詐騙犯罪,。”張軍說，“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押解回大陸,，有利于嚴(yán)懲犯罪嫌疑人,，提高其犯罪成本，形成震懾,，減少發(fā)案,。”

樊崇義也認為，在大陸進行偵辦,、管轄,、審判、追贓更為有利,。“從法律上講,，大陸偵辦這個案件有正當(dāng)性,，以屬地管轄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為輔,；從受害人的期待來看,，這么多人的錢被騙走，無論大陸和臺灣都應(yīng)該考慮他們承受的痛苦和嚴(yán)懲罪犯的要求,。因此,，在大陸偵辦審理意義重大。”

臺灣嫌犯

早知會在大陸判刑肯定不敢重操舊業(yè)

45歲的臺灣臺中人林某,，是今年4月被從肯尼亞遣返中國大陸的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

林某介紹，2011年,，他開始參與電信詐騙,，從“一線”做起，詐騙對象都是大陸民眾,，后來犯罪窩點被臺灣警方查獲,，他本人被臺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刑滿釋放后,，他多次前往印尼,，繼續(xù)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今年1月,，“經(jīng)驗豐富”的他被一個叫“強哥”的人相中,，赴肯尼亞開設(shè)電信詐騙犯罪窩點并充當(dāng)負責(zé)人，詐騙對象依然是大陸民眾,。

“我們從1月開始招募人員,，兩個月時間內(nèi)招募到22名臺灣人和19名大陸人，都是文化程度低,、工作不好找的人,，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人做過電信詐騙。”林某說,，“以前做過的人,，去肯尼亞之前都知道是要干什么的；對沒有經(jīng)驗的人,，我騙他們說是去旅游或者做客服工作,，他們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做電信詐騙。”

“人員到齊之后,，我們會進行‘安全教育’,，對他們說，如果真有狀況發(fā)生，也要做到口供一致,，說是來旅游的,；最后即使查到證據(jù)了，會被送回臺灣,，不會判刑很重,，所以讓他們放心。”林某說,。

另一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37歲的臺灣臺中人許某也承認，他們的“圈子”里都有這樣一種“常識”：就算跑到國外去設(shè)窩點詐騙,，按照慣例都是遣返回臺灣,，判得不會太重，甚至有可能被無罪釋放,。

許某也是慣犯,。2010年，他開始在臺灣專門針對大陸民眾實施電信詐騙,，同年被臺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2014年7月，許某被詐騙團伙老板“胖財”網(wǎng)羅為手下,。按照“胖財”安排，許某以“考察飲料生意”的名義赴肯尼亞實施電信詐騙,。

“我本人對電信詐騙的流程比較熟悉,，因此‘胖財’找到我，讓我和他一起‘開工’,。”許某說,，因為自己“經(jīng)驗豐富”，被“胖財”委以最關(guān)鍵,、也是“技術(shù)含量”最高的“三線”重任,，專門冒充“檢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長”。

“我按照每個月‘業(yè)績’的8%拿提成,，在肯尼亞干了3個多月,，我掙了20多萬元人民幣。”許某介紹,，他所在的詐騙團伙一般一天可做成一兩單,，最多一天做成3單。“我最大的一單有90多萬元人民幣,，‘公司’里還有人比我更高,，一單騙了幾百萬元。”

許某說，自己重操舊業(yè)的主要原因就是“掙錢快,、處罰輕”,。“我第一次在臺灣才判了7個月就出來了，即使是負責(zé)人也不會判很重,，大家心里有底,，所以臺灣專門從事電信詐騙犯罪的人越來越多。”

如今,，無論是林某還是許某,，心里都沒了“底”。許某說,，他了解到大陸對電信詐騙犯罪的量刑比臺灣重得多,，自己可能會被判處重刑，“這一輩子就完了”,。“我們本來以為這次也會被送回臺灣,，如果早知道會被遣返大陸，我肯定不敢做這種事了,。”

“如果我上次詐騙是在大陸被判的刑,，那我這次就不敢再出去詐騙了。如果臺灣對電信詐騙判刑重的話,，電信詐騙在臺灣也就不會那么猖獗,。”林某說。

林某在懺悔中表示,，他在實施電信詐騙時,，碰到那些年紀(jì)比較大、家庭背景不好,、身體又不好的受害人,，“心里也會掙扎”。他知道這是犯法的,，“真的對不起他們,，我現(xiàn)在很后悔”。